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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中国:百年沉浮 改革重生

来源:本站原创发表时间:2019-10-05访问次数:

  在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乐曲中,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可说是最为耀眼的乐章。这场“输不起的改革”,锻造了国有银行乃至银行业的“涅槃重生”

  1948年末,在合并华北银行、 北海银行、 西北 农民银行的基础上, 中国人民银行提前一个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。 图/视觉中国

  一份来自英国《银行家》(The Banker)杂志公布的名单显示,在2019年全球银行1000强中,中国占据136个名额,利润总额位居全球第一。其中,工农中建四大行则连续两年占据前四名席位。

 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将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归纳为两点:第一,随着中国加入WTO,中国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,经济快速增长使银行的经营环境转好。第二,2004年银行脱胎换骨的体制改革,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的商业银行治理机制,使银行的风险管理及经营能力大幅提升。

  2004年起始,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、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。据一位老银行人回忆,“股份制改造对银行最直接的影响是,银行较之前更有干劲儿了。”当年,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31.60万亿元,到了今年二季度末,这一数据已经达281.58万亿元,增长近8倍。

  “中国的金融改革可以看做‘两步走’:第一步是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,第二步是金融机构自负盈亏。”曹远征在接受《财经》记者采访时表示,中国在2004年以前把第一步走完,如果没有这一步,就不会有商业化;而此后要实现经营上的可持续发展,就必须有2004年走的第二步,这亦是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核心要义。

  银保监会披露数据显示,截至2018年12月末,银行业境内总资产达261.4万亿元,较2003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7.64万亿元增长超8倍;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实现持续“双降”,其中不良贷款比率从2002年末的23.6%下降到2018年末的1.89%。

  “这是一场及时、必要的改革,且抓住了历史的窗口期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、研究员王刚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2008年下半年,美国次贷问题蔓延和加深、演化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,如果不是在这次危机前完成了大型国有银行的重组上市,中国的银行业不会是今天的局面,我国金融业整体抗风险能力亦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高。

  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。“一方面,我国银行业整体实力大幅提升,资本实力、资产质量和经营效益不断提高,一些商业银行跻身全球大银行之列;另一方面,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能力持续增强。再者,积极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和标准制定,金融监管体制不断完善。”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《大型商业银行改革的回顾与展望》一文中指出。

  “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从历史演进而来,银行业的发展也有独特的历史衔接过程。”某宏观经济学家感言,不仅仅是2004年的改革,在新中国成立的70年里,甚至更为较早的每一次银行业变革都为当前的成绩做过铺垫。

  第一次工业革命(18世纪60年代-19世纪40年代)之后,一些发展较为成熟的外国银行闯入中国,上海、广州等地首先出现外资银行。

  在那一时间点,中国本土的金融活动还多是钱庄、票号。对于中国自身而言,钱庄可谓是银行的前身,而票号则是其本土金融活动的一大进步,在过去中国的银本位制下,支付运输非常困难,一般采用镖局护卫,催生了专营汇票的票号,并在主要地区设立分支机构,解决资金流通。

  银行与票号最大的区别是信用放款,同时比票号资力雄厚、组织健全、业务广泛,对工商业和个人的吸引力更大。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初,因国内各种票号、钱庄兴起,金融秩序一度混乱。

  根据中国银行行史记载,在那一时期,外资银行曾一度试图主宰中国金融网络,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汇兑,在金融、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。直到1865年汇丰银行在上海设行,在中国的外国银行的数量已达10家左右。

  据某银行业资深研究学者向《财经》记者表述,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,朝廷派兵对抗,但是军饷却难以发出,因为那个体制对实物要求很高,银库没有银两,银票也无作用。“当时,慈禧太后仓惶西逃,得到陕西等地票号捐助,回京之后,慈禧太后决定创办银行。”

  1905年,慈禧太后亲批的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、户部银行诞生,其职能是行使国家金融管理职能,正式发行银两、银元兑换券证。这家银行是中国银行的前身。

  上述经济学家指出,鉴于中央银行问世才能称之为银行业,大清户部银行标志着中国银行业起步,“尽管后期更名,但是地位、职能并未改变”。

  在此之前,中国已有首家民办银行,1897年,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下,通商银行开业,其用人办事均以汇丰银行为参照。

  1908年,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,山西旅游“DOU出晋采” 五台山成最热山西景点,行使中央银行职能,晚清票号鼎盛时期十大掌柜之一的贾继英出任首任行长。更名后的大清银行的资本金从最初的400万两增至1000万两,股权结构为官商合办。

  作为当时清朝政府的中央银行,大清银行发展非常迅速,在1911年已经拥有35家分支机构,成为清末规模最大的银行。

  辛亥革命爆发后,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认为一个政府必须要有一家银行管理货币,提供资金,提供费用。(1912年)中华民国成立后,孙中山面谕当时的财政总长陈,批准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,依然行使中央银行职能。

  在成立初期的16年间(至1928年),中国银行一直把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作为它最主要的职能。不过,在这段时间,为了摆脱北洋政府的控制,中国银行的商股不断扩大,在1923年一度达99%以上。

  对于中行在这段时期的历史,研究中行的人士认为,在大清银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银行身负重担,一方面要巩固基础、革除旧弊,一方面要创新进步以朝着国际化、近代化的银行迈进。在这之前,中国银行承担稳定金融、扶助同业渡过难关、协助政府阻止白银外流、积极参与币制改革等多项工作。

  1927年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”之后,鉴于蒋介石对“统一币制、推行法币”需要,又源于中国银行商股占过高比例以及其他政治原因,决意成立一家新的中央银行。

  当时,形成了著名的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行,以及四明商业储蓄、中国通商、中国实业、中国国货等四小行,这些银行资本金占全国银行总资本近半,资产总额超过50%。1934年,中国银行的资产总额为9.76亿元,在全国银行资产总额中占比22.72%。

  上述经济学家表示,上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,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,纺纱、火柴、织布以及面粉行业纷纷起步,而工业发展需要金融发展,除了中国银行,其他一些官僚资本银行纷纷问世并开始大规模发展,后因快速发展带来了资本不足问题,官方资本开始补给。

  据历史数据记载,中国银行业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发展速度惊人,在1922年-1932年十年间,全国新设银行达153家,仅上海新设银行达49家。不过,后期政府力量强化,私营银行经济地位开始下降。

  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,政府肆意批准设立中、小银行和钱庄(有的地方称作银号)。中国银行行史对此称为:“全国的金融机构多如牛毛。”

  在这一历史时期,外资银行大量进驻中国,从1845年第一家外国银行,英国的丽如银行在上海开行,到1949年解放的百余年时间里,在中国开设分行的外国银行达68家。

  新中国成立前夕,多如牛毛的金融机构体系带来了众多的钞票种类,以华北地区为例,便有四种钞票流通,货币种类多导致比价不一,人民使用极其不便。

  不仅如此,1948年,上海的物价指数达到了战前的571万倍。“今天一个烧饼两千元,明天一个烧饼就可能五千元。点餐时一碗米饭两万元,吃完付账时一碗米饭两万五。”历史资料对那一时期的物价之惨烈如是记载,远近闻名的民国通货膨胀愈演愈烈。

  1948年末,在合并华北银行、北海银行、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,中国人民银行提前一个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,并发行第一套人民币,其中最小面额1元,最大面额50000元。同时,根据稳定物价方便流通的原则,确定了人民银行钞票对各解放区地方货币的比价,以统一全国货币。

  第二年(1949年),我国正式赋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银行的职能。上述经济学家指出,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,国内的商业银行均被接收、改造,国内除了人民银行,未保留任何一家银行牌子。

  1949年解放前夕,全国实力最大的银行是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中国农民银行。私营银行实力雄厚的有“南北四行”。其中,“北四行”包括:盐业银行、金城银行、中南银行、大陆银行;“南四行”包括:上海银行、浙江兴业银行、浙江地方实业银行、新华商业储蓄银行。新中国成立之后,这些银行纷纷被接收、改造。

  随着1953年对民族资本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,兴起于1897年的私营银行走向衰亡。自此,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功能于一身、以计划指标管理为主的“大一统”银行体制建立,并沿用30余年。

  事实上,在解放前,中国财政、经济、金融受外商银行的影响十分深刻,例如1935年上海和天津的外汇业务分别有95%和80%操纵在外商银行手中。1935年以前,中国的货币汇价是由汇丰银行制定公布的。

  在以计划指标管理为主的“大一统”银行体制下,中国人民银行既办理存款、贷款和汇兑业务,又担负着国家宏观调控职能,实则充当了“财政的会计”的角色。

  上述宏观经济学家指出,这种“大一统”的银行体系格局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,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保持了许多年。1969年10月,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。

  研究学者郭家新在《“大一统”银行体制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的最优度量指标》一文中指出,“大一统”银行体制时期实行“统存统贷”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,即地方银行吸收的存款统一交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集中使用,贷款总量、投向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控和统筹规划,分支行只能根据上级行下达的贷款指标和指定的贷款投向发放贷款。

  郭家新指出,计划经济体制下,宏观经济管理以财政、物资、信贷、外汇各自的和相互之间的基本平衡为目标,“四大平衡”中银行信贷收支是社会总供求平衡的集中反映,货币供给服从于国家的物质资源配置计划,财政赤字向银行借款或透支的现象常常出现;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“发展经济”,物价问题只有在变得突出时才会受到重视。

 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,在计划经济时期,我国也尝试建立过专业性的商业银行机构,但或与中国人民银行分分合合,或实质为财政机构、名不副实。

  例如,1951年7月,中国农业银行的前身——农业合作银行建立,隶属中国人民银行领导,承担金融服务新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恢复与发展的职责;1952年7月,农业合作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合并;1955年3月,中国农业银行建立,以为农业合作化提供信贷支持;1957年4月,农业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再次合并。1963年11月,根据统一管理国家支援农业资金的要求,中国农业银行再次建立。1965年11月,中国农业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第三次合并。

  上世纪70年代末期,我国改革开放启动。并入财政部8年后,人民银行开始恢复独立性。1977年11月28日,国务院颁布了《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》,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部级单位 , 与财政部分设。

  与此同时,银行业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,提出,“必须把银行线年,中国农业银行恢复设立,中国建设银行从财政部独立出来;1980年,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。

  1984年1月1日,工商银行正式从央行体系分离,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、商业银行体系真正建立。“这一体制带来的改变是,基层的资金从拨款改成贷款,意味着还本付息。”上述经济学家指出。

  工商银行成立之后,四大专业银行分工明确。鉴于曾经的外汇地位,中国银行被明确为外汇专业银行,同时行使国家外汇管理总局职能。农业业务归属农业银行,建设相关业务归属建行,其他相关业务则属于工商银行业务范畴。由于人民银行各省划分一家工行省分行,工行瞬间覆盖全国,巨无霸因此而起。

  不过,成立之初的专业银行不仅没有股本金概念,也没有风控理念。工商银行前行长杨凯生回忆,当时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财政全额拨款,定额内流动资金也由财政核定拨款,只有临时性、超季节、超定额的资金需求才向银行申请贷款。

  但是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不分,也造成了种种严重问题。大量承担政策性业务严重妨碍了专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,妨碍银行自主经营、自担风险、自负盈亏、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的建立。

  为此,从四大行中剥离了政策性业务,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、中国进出口银行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。

  1986年7月,交通银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。之后,中信实业银行、招商银行、深圳发展银行相继成立。1996年1月12日,我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,中国民生银行成立。

  截至1999年末,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约为3.2万亿元;不良贷款率达到23.18%,若按规定提足划账准备金,四大国有银行将严重资不抵债。

  上述两项指标对照,中国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,更有甚者称“中国的金融业是一颗定时炸弹,随时都可能爆炸”。

  为了加快国有银行庞大的存量不良资产处置,依据美国重组信托(RTC)的做法,四大资产管理公司(AMC)于1999年成立,并从四大银行剥离近1.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。

  随着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,金融开放进入倒计时,按照当初协议,银行业保护期只有五年,中国银行业必须自强,方可应对外资银行的“虎视眈眈”。

  伴随着外汇注资,四大行通过核销已实际损失掉的资本金、按照市场化原则剥离处置不良资产等步骤,先后完成财务重组。

  依据一行一策的计划:2004年8月26日,中行首家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,收看NBA官网直播视频时出现0x0c370068指令引用的“0x0c370068内!汇金为唯一股东;2004年9月8日,建行分立重组,分立为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建银投资(承接非银行业务),汇金直接控股建银股份85.228%;2005年10月25日,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,财政部和汇金各自持股50%。

  建设银行在2005年10月27日登陆香港联合交易所。在此过程中,境外投资者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,从“不敢投”变成“争抢”。

  股份制银行上市融资大幕由此拉开,之后浦发、民生、招商、华夏等行相继于21世纪初登录A股和H股市场。截至目前,已有8家股份制银行登陆A股市场。此前的8月29日晚间,浙商银行发布公告称,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已通过该行A股发行的申请。第9家登陆A股市场的股份制银行将诞生。

  上市后的股份制银行亦表现突出,大都呈现出资产规模快速扩张、负债结构优化、利润高速增长、资产质量提高等特点,同时在全国性甚至跨国的网点铺设和业务经营的巨大变化。有股份制银行高管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上市给股份制银行带来新的发展动能,在迎来自身黄金成长期的同时,股份制银行逐步实现了从“立足本地”到“辐射全国、走向世界”的蝶变。

  直到现在,多名银行业从业人士忆起股份制改革,仍会将其称为“一场输不起的改革”、国有银行的“涅槃重生”。

  十年间,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从27.64万亿元扩张至151.4万亿元,十年增长了4.5倍;净利润则从322.8亿元飙升至1.74万亿元。

  2003年-2007年,是银行业同质化大发展时期。期间,各家商业银行的规模和盈利均实现了快速发展和提升。五大行每年的规模同比增速基本在10%-25%的区间内浮动,最低也超过7%;股份制银行的规模增速更高,绝大多数每年都超过25%,个别股份制银行有些年份甚至高达40%以上;多数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增速也都远超规模增速。

  2008年-2010年,系银行业表内信贷“”时期。2008年4万亿刺激计划极大加速了银行的快速扩张,特别是表内贷款维持超高增速,2009年二季度曾一度达到34.4%的历史高点,2009年-2010年的短短两年,银行业新增近30万亿元贷款。

  2011年-2013年,即银行业表外业务“”时期。2013年末,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业务(含委托贷款和委托投资)余额为48.65万亿元,相当于表内总资产的36.4%。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从2011年初的3.2万亿元,飙升至2013年末的10.2万亿元,年均复合增速达33.6%。16家上市银行的同业资产(含应收款项类投资)从2011年初的7.31万亿元增长至2013年末的13.74万亿元,增幅88.1%,年均复合增速23.4%,高于同期总资产增速9.2个百分点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即便在上述第二阶段中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,中国银行业亦表现抢眼。

  银保监会官网显示,200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大规模计提拨备的情况下,资本回报率仍高达17.1%,比2007年和2006年分别提高0.4个和2.0个百分点;200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净利润5834亿元,较上年增长30.6%。与此同时,该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.45%,比年初下降3.71个百分点;剔除农行剥离和地震因素,不良贷款率比年初下降0.84个百分点。

  “银行业面临的发展环境正处在剧烈而又深刻的变化过程中,过去的‘发展红利’已经转变为‘发展负债’,粗放激进的传统模式已经难以为继。”邵平直言,旧常态下银行发展逻辑与经济金融“新常态”大环境的背离,使得中国商业银行迎来了行业性的分化转折点。

  2014年,16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同比增速放缓4.1个百分点,自此进入了个位数增长的时代。单年不良贷款增加额度超过了过去三年增加的总和,不良贷款率比2013年末上升0.25个百分点,达到1.25%的高位。2015年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:从半年数据来看,五大行的净利润水平目前仅有1%左右,8家股份制银行中4家银行已经滑入2%-5%水平以内,上市银行整体增长仅为2.4%,中国银行业正在并将持续接受经济周期的严峻考验。

  一方面,金融市场持续利率市场化改革,监管机构逐步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管制,加上金融脱媒,对以存贷利差作为主要利润来源的银行构成了严重威胁。另一方面,银行经营模式十分雷同,未能摆脱同质化,要么靠存贷利差,要么靠中间业务挣取手续费等利润,并未找出各自的差异化经营之道。

  麦肯锡在日前发布的《新常态与数字化时代的风险管理》报告中指出,宏观经济放缓、贸易摩擦升级或将挑战“新常态”的下限。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红利已经过去,未来一段时间,低增速将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“新常态”。受实体经济低迷、利率市场化加速等多重因素影响,中国银行业增速明显放缓,2018年行业收入年增长率仅为7%,创2010年以来新低。与此同时,随着互联网以及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,颠覆性新模式不断涌现,进一步威胁着银行的生存空间。

  “如何在保持全球排名的同时,有效应对诸如支付宝、微信等平台的冲击,实现金融、科技、场景的有效结合,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的过程。”一名股份制银行高管告诉《财经》记者。

  在2013年-2014年异军突起的互联网金融热潮冲击之下,各大行纷纷开始发力互联网平台搭建,力图使其成为新的增长点。

  “最近20年,由于提倡银行竞争,原来的主办行制度没有了,再加上房地产、政府融资平台等大项目金额大、管理简单,一些银行相对淡化了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意识;另一方面,由于融资渠道、方式增加,一些企业更多地利用银行竞争获得更好的融资条件,却不愿意接受银行严格的管理要求,因此淡化了确认主要合作银行的意愿。”刘晓春直言,这造成了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只是一笔一笔的业务关系,而不是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。

  这一时期风险管理尤为重要,将成为未来银行业的分水岭的重要驱动因素。基于此,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曲向军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银行资源有限,未来针对每“1块钱”的新增投资,银行都应该思考究竟是优先投入到“业务拓展”还是“风险管理”领域?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值得每位银行“一把手”认真思考。

  2008年金融危机后针对银行体系无法吸收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损失,巴塞尔委员会规定银行资本需充分吸收损失。此后,金融稳定理事会(FSB)为克服全球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“大而不倒”的问题,于2015年G20峰会在巴III的基础上,提出总损失吸收能力(TLAC)监管,监管对象主要涵盖G-SIBs(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)集团和重要附属子公司。

  “这个要求对我们影响比较大,达到TLAC标准所需的时间周期长,但加速实施条款的存在,就变相要求几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资本。总量大,这就使得每年面对的资本工具发行压力不小。”王刚强调,随着我国其他银行进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之列,相关标准亦会上移,接下来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新挑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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